通过立足于我国实践的研究，并结合境外股权信托制度和相关案例，发现家族企业视角下股权信托制度与实务中的痛点并提出解决方案。

Mainland China

近十年来，我国实践对家族企业财富传承模式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在法定继承之外，相关路径可总结为保单传承、遗嘱传承和信托传承三大类。然而，一方面，保险工具受限于资金财产；另一方面，股权遗嘱传承受到《公司法》和继承规则的双重规制，手续繁琐且实践成本较大。相较于前二者，信托作为财富保护与传承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在英美、离岸金融中心等地已十分成熟，成为全球许多家族企业实现股权代际传承的首选。然而，在我国现有信托制度下，在境内设立股权民事信托尚存在许多障碍与困难，企业家仅能通过设立离岸股权信托，或以资金信托收购境内家族企业股权设计双重信托架构，或以境内股权收益权在境外设立信托等迂回的方式实现信托工具的股权传承作用，然而以上方式不仅造成了沉重的税负和多余的成本，相关信托架构还存在一定的法律与道德风险。这与国内家族企业财富管理传承的迫切需求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冲突。2018年被财富管理行业称之为我国家族信托的元年。自2018年原银监会信托部37号文正式提出“家族信托”概念后，我国家族信托实务如火如荼。与此同时受新冠疫情影响，市场财富保值与传承需求急剧扩大。因此，研究我国法律制度如何构建更适合的家族企业股权信托制度，对于我们财富管理法制的完善以及对于保护民营经济平稳发展、避免我国居民财富外流，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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